和君创业创办当代智库论坛的30年民间智库经历：
从五色智库比较看当代的智库色彩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是中国创办较早的民间智库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与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具有历史积淀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2012年我们被评选中国企业500强的中国企业联合会排行为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第1名。
三十年来，我们的智库研究经历了五种颜色的五个阶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时代的智库特征。
中国的1980年代初期，是邓小平时代政治威权的统一期，由此产生了“改革四君子”为代表的一代紫色智库。
2002年，我和翁永曦一同去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策划改革开放，六轮艰苦游说之后，奇迹般地在辽宁丹东鸭绿江对岸创建了新义洲特别行政区。十年之后，我和当代智库论坛的秘书长赵刚又与翁永曦、黄江南同行去为蒙古国总理策划中俄蒙三国的贝加尔湖“北水南调”，一路听两位改革君子回顾他们1980年的智库杰作。
“改革四君子”的智库机遇源于黄江南介绍翁永曦认识了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翁永曦与他纵论国际大势，被发到新华社内参，当时的总理赵紫阳看后大为赞赏，立即面见翁永曦问政，由此形成了“百万裁军”与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新路线。
而后，赵紫阳再次约见翁永曦专论国内问题，翁提出请他们团队共同参加，于是有了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和王岐山四君子反“洋跃进”的一幕。
令四君子万万没想到的场面是，这次会谈不再只有总理一人参加，而是满堂的副总理与相关各部部长。赵紫阳开场第一句话是：“这个会议室建国以来没有年轻人进来议政，今天请你们四人来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
黄江南是第一主讲人，洋洋洒洒，被翁永曦概括为16字方针，很快进入了国家的决策程序。四君子当年的主要观点，是批判计划经济的投资失控，用投资周期理论预测“洋跃进”的大危机，并力主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稳步改革融为一体。
他们的这一理论进入决策层后，有了后来的反“洋跃进”，使中国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期。正是为了这场经济结构调整，才有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承包制改革，才有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递进改革。
不久，翁永曦官至农研中心副主任，并推动了农业发展所、中国体改所等著名智库机构的创立，对中国智库业发展的影响功不可没。
这就是第一代智库的特例紫色。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进入了意识形态的争斗期，左派与右派的争论白热化，并波及到高层政治，后人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再也无法达到“改革四君子”的境界，并进入了灰色智库的探路期。
我们起步创业的民间智库，面对复杂的政治格局，由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制定了“擦边球”战略，被我们发展为“挑战权威”、“打擦边球”与“超越左右”的三点一线法，由此造就了我们另类大侠的智库风格。
何为挑战权威？就是处处挑战著名专家的权威理论。
以农村改革为例，1987年我们在张裕葡萄酒厂研究葡萄种植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农村承包制已经过时，要研究产权重组与归并大农场，要靠垄断性专业合作社对抗农业周期和卖粮难。在一次论坛上，我与农业专家温铁军辩论，他都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就一状告到周其仁处，引来一场至今具有理论价值的激辩。
1988年海南建省，我们为省长梁湘写的智库报告，批评刘国光的规划报告是技术经济的天方夜谭，而对海峡两岸共治海南的激进构想却不敢炒作，只提出建立海岛型政策凹地和体制飞地，以特区模式开发全海南，把挑战权威和打擦边球融为一体。
如何超越左右？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1987年上海兴国饭店的股份制研讨会上，我的主题发言是用公有主体之间合资的股份制，追求企业规模化、要素流动化和管理社会化，兼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功效。该报告马上得到了重要的领导批示，成功地打好了一场回避私有化的改革擦边球。
这就是改革智库从紫色到灰色的转化，整个改革在左右争斗中灰色探路，由此决定了我们智库的起步色彩。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经历形成了我们智库的三大侠客基因，那么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智库运筹，则造就了我们智库全球比较研究的蓝色风格。
1992年南巡讲话后，我们在中国慈善事业奠基人徐永光的支持下，开始运筹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展望计划”（国家科委、国家外专局和青基会发起，江泽民题词，我出任了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先后组织了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等大批海归精英回国访问，在两个重大领域里进行了美国对标的智库研究，创新提出了国家战略的两大先河。
第一大战略是把互联网概念引入中国。
那时，互联网在美国才刚刚进入校园，而我们组织的代表团在中国遍访著名大公司，人们对互联网几乎一无所知。为此，高克家、刘亚东和我给电子部张今强副部长写了一份报告，认为互联网+多媒体将改变未来世界，中国应该绕过软件时代，在互联网革命上发挥后发优势，实现21世纪的弯道超车。
不久，国家的＂三金工程＂（金桥、金税、金关）出台，我们和君创业咨询也因此而当上了国家信息中心的顾问，与胡小明副主任一起运筹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门户——中经网。
后来，我碰到休斯中国公司总裁吕瑞峰，他说业界尊他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人，但当我与他一番盘道之后，这个尊号就非我们莫属了。
第二大战略是把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国。
1992年12月，我在斯坦福大学讲演，美通公司王维嘉、参与亚信公司创业的刘亚东，以及后来在贝恩资本搞基金投资的黄京生带我进入了美国风险投资的领域。
写完互联网问题的报告，我又向国家科委火炬办主任王瑞明汇报了美国的巡讲观感，并对火炬办用60亿银行贷款额度搞风险投资的模式提出了质疑。
王瑞明很快把53个高新区的主任组织到大连，听我专题演讲风险投资的体制与机制，推动了火炬计划和高新区风险投资模式的全面转型。
后来，我与人民大学教授刘曼红合作风险投资项目，我告诉她我们对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早年贡献，她很不情愿地赞同把风险投资第一人的桂冠让给我们。
这两件大事，都是靠我们国际比较的智库创新术在改变国内的封闭惯性决策，意义非同小可。但是，与1980年代的智库活动截然不同，1990年代的党政领导人面对着大量中国独有的难题，他们各自拥有封闭的官方御用研究部门，我们的西方蓝色智库方式没有运筹空间，由此促使我们转战投资银行与管理咨询的商业运作，成就了和君创业咨询公司的行业佼佼者地位。
2002年，我们的智库服务走出了国门，从朝鲜到蒙古，从尼日利亚到南非，从巴基斯坦到泰国，……，在全球到处为外国总统总理提供智库服务。其中，属朝鲜新义洲特别行政区与巴基斯坦瓜达尔自由港特区最为精彩。
2002年，中国富豪杨斌请我们当顾问，我又找到中国的智库先驱翁永曦和国资委的周放生司长共同参与，在朝鲜给金正日出谋划策，通过六轮谈判谈出了一个新义洲特别行政区，外加一条连通韩国与中国的国际高速公路通道，在朝鲜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并吸引日本与韩国共同参与，使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曙光开始初现。
只可惜，杨斌15天后被捕，金正日为此大怒，马上挑起了那场核危机，一闹就是十几年，我们东北亚一体化的大战略也因此而功亏一篑。
2006年，统战部胡德平部长带我们访问巴基斯坦，我们为穆沙拉夫献策，在瓜达尔港建立大特区，把中国西进战略与伊朗印巴能源经济带融为一体，打造亚洲的新迪拜。这一策划，被老穆马上接受并确立为巴基斯坦的国策，后来因其它原因搁置。
六年之后，我与赵刚再次重启此案，很快就转化成今天中巴两国的共同国策，并成为丝绸之路基金的第一个战略投资热点。
这两次国际智库策划，都是在运用我们国内特区开发的黄色智库经验，境外的功效极其惊人，但两界中国领导人的回应都不在正面，直到进入习近平新政才风转云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智库四处参与社会冲突事件，每次都站在风口与潮头，反对各种民粹化的社会思潮，虽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成就之感也与日俱增。
第一场冲突是挑战郎咸平煽动的民粹主义反改革思潮，风风火火地闹得满城风雨，活活把老郎拉下了无人敢惹的神坛；
第二场冲突是反对惩治民企原罪的仇富运动，推动并参与了胡德平部长发起的原罪大论战，同样是热热闹闹地搞得路人皆知，而且确实缓解了中国的仇富风潮。
在这两场论辩中，我们被愤青网民骂得“体无完肤”。
2006年到2012年，我们还在三个焦点上激流勇进，与普世价值派的西化风潮直接碰撞。
第一个焦点围绕民族产业振兴与国民意识的再造问题。
从2006年开始，我们迅速参与了中国民族产业的振兴之风，在达能娃哈哈之战、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之争、ipad商标维权等诸多重大事件之中，我们频频出击并每战必胜。在此期间，我们四处呼吁扶植民族产业，力图重塑民族振兴的国民意识。
第二个焦点围绕宏观经济的逆调控政策。
2008前后，经济政策取向之争达到白热化，而我们是激进的一路，旗帜鲜明地反对宏观经济逆调控，批评吴敬链的经济紧缩理论，主张经济强刺激。
我的第一本书《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主要在聚焦企业改革、民族产业与经济政策三条主线，用50个我们的经典案例总结改革开放30年，强力推动宏观经济的强刺激政策，最后，在2009年等到了4万亿刺激的大手笔。
第三个焦点围绕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
2009年开始，我们主张结束“韬光养晦”，逆“普世价值观”而上，借全球金融危机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有所作为，被张维迎骂成“无知加无耻”。
这一时期的政府，偏于无为而治，我们的智库角色介于院外公关与意见领袖之间，是在公共舆论场进行红色厮杀，同时寻找各种途径实现有效的上下互动，有成有败。
2012年4月，我随习近平主席访美团赴美，感受了习近平主席刚柔并济的领袖风范，而后就是十八大的两个百年目标，中国梦与反腐魄的宣示，接着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迅速在党内、军内形成了政治威权，我们从中隐约看到了毛泽东的雄心与邓小平的铁腕，促使我们智库的研究全面向习近平新政倾斜。
四年来，我们新政智库的研究分为四个领域：
第一起步领域是国际关系。从民间外交的国际关系运筹开始与新政接口。
2012年，我们在突破了西进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之后，又北上推动贝加尔湖的中俄蒙三国引水，南下泰国运作克拉地峡大运河的开挖，东面在朝韩之间、两岸之间寻找战略突破点，……。为此，新政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启动让我们如鱼得水。
在APEC大会之后的2014年12月5日，我们在当代智库论坛第一期开讲《习近平新政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并编辑出版了当代智库论坛丛书的第一集，对新政的天下观与外交风范、战略观与外交理论和运筹观与外交瓶颈，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建言。
第二研究领域是经济政策。三中全会前后，我们智库开始经济问题的研究，先从改革政策入手，到了2014年开年，因经济下滑征兆明显而开始聚焦经济政策。
2014年3月，我们写出题为《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创立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创新运筹巨额外汇储备，全面启动内外互动的经济振兴计划，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快车道》的智库报告，研究了习近平经济学的三层次走向：
一是用大量数据断言经济下滑趋势，反对歌舞升平派，与新常态的经济形势判断找到了融点；
二是主张新政的有为政府超越凯恩斯主义、发展供给学派并创新货币主义，反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新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紧密接口；
三是提出金（开放投资）木（制造转型）水（农业倾斜）火（科技创新）土（三元城市）结构调整的五行国策，与新政的五大发展观政策全面契合。
2014年12月19日，我们第三期论坛的题目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五行国策》，被编辑为当代智库论坛丛书的第三集出版。而后，在我们的150期论坛中，有80多期围绕经济政策，收效显著。
第三参与领域是对习近平时代的主义探索，晚于经济问题研究半年，从2014年6、7月间开始。
这时的反新政思潮因抓大V而泛起，2014年8月，我们写出智库文章《中国正在走向何方：习近平政治理念、外交策略、法制思想、文化追求和经济政策评述》，认为习近平新政的政治威权立势、外交有为变道、法制严格镇世、文化主义举旗、改革发展并重，开始五大走向全面发力，势不可挡。此文正负反应并存，在上下引起很大的反响。
2014年9月，在海口召开的媒体秋季峰会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习近平主义正在走进中国和走向世界。当年12月，我们在当代智库论坛上演讲《习近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被论坛丛书编辑出版。该书认为，习近平主义有三大支点：新马克思主义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为体，特色化的民主法治为用。
到了2016年，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分八个思想源头和远近两类功效，系统阐述了新政的思想理论、主义信仰与文化基础，被我们解读为习近平时代的五条基线和十度修炼，是习近平主义产生的历史风标。
第四领域是我们最有创意的智库研究，对传统智库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现代智库民主进行了创新创意。
习近平新政尊崇智库文化，开展了全国性的智库试点，由此推动了我们的智库问题研究。
2015年1月，第六期当代智库论坛的主题是《习近平时代的管理文化与管理咨询》，智库运作被我们当做咨询服务的一支，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方法研究。
以后的一年，我们开始潜心研究传统的智库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门客聚才、上疏纳谏、科举选贤、朝政博弈和知行合一的心学书院五位一体，都是传统智库的表现形态，不仅具有丰富的智库技术文化，而且包含了厚重的智库政治文化，是一种反对党争的国家治理体制，并在东亚新加坡等国进行了成功的现代化运用。
为此，智库研究被我们提升到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境界，开始探索习近平时代的传统智库文化复兴与现代智库民主创新。用习近平七一讲话的思想表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结论：纵观我们30年的民间智库经历，从特例智库的紫色到改革智库的灰色，从政策智库的蓝色到国际智库的黄色，从社会智库的红色到新政智库的绿色，我们与时俱进并不断调整，最终在习近平时代找到了三色智库融合的绿色智库之道，即，融合中国智库文化的黄色、西方智库技术的蓝色与群众智库工作的红色于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