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郎咸平民粹主义思维的危害

作者：李肃

2004年以前的郎咸平是一个用数据说话的财务专家，他抓住全球公司打黑打假的机遇，从香港上市公司开始，一路打进国内企业界，炮轰德隆、质疑TCL、四问海尔、枪挑顾雏军，成了万人瞩目的“郎监管”与“郎旋风”。但是，进入2005年以来，郎咸平开始大胆进军一个又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是大非问题，虽然数据事实越来越少，但批评调子却越来越高,而大众支持面也越来越广。如果仅仅在学术层面,引起广泛讨论本是件好事,而郎咸平把理论之争很快引入道德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推波者,并借助非理性化的社会情绪全面否定改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2006年1月,我公开致信郎咸平,系统批评他的“四论一观”—改革失败论,国进民退论,保姆归位论,金融倒退论和消极公平观,引起了社会各界截然相反的两极反响。挺郎派网民最大的骂声,是认为我给他们的良知和偶像扣了大帽子.但是,让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失望的是,郎咸平2006年2月在凤凰卫视毫不含糊地直言:“我们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坦白讲是背离了邓小平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连现代的资本主义都背离了。改革到现在，少数人富裕了，大多数人更贫穷了。而且不仅是相对贫穷，许多地方是绝对贫穷，甚至在北京、山东周边都存在，怎么不让人担心。”如 此直白地宣告，哪里是我给他扣大帽子，分明是他自己在高举四论一观的大旗子．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在全面研读郎氏讲演和文章的基础上，把他的思维逻辑进行 了系统梳理，搞清了他的基本思想脉络．即：从国有资产流失的个案现象推导出改革失败的普遍结论，又从改革失败的假设立论演绎出国进民退普遍规律，为了解决 国进民退的效率难题力主企业家归位保姆，为了限制“保姆”和民营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必须反对金融改革的各种创新，这就是郎氏四论的基本逻辑．而四论的背后的一观，是郎咸平无限放大悲观论的社会思潮，误导社会转型时期的消极公平观．
最近,郎咸平的理论又有重大变化,他开始求助于民粹主义思维方法论证其否定改革的消极公平观，使我们对这场理论争论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清醒认识.

一、民粹主义思想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否定

民粹主义是用极端平民化的倾向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思想，它们极端性地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直接来源，以此来批判社会现实，反对社会精英，忽视或否定知识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实质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思想.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构成民主极端主义,它常常成为特殊政治权力绕过正常民主程序,操纵平民参与政治进程以达到统治目的的手段和方法。
民 粹主义起源于西方，在一百年前的俄国兴盛，主张用无政府的平民主义取代沙皇统治，与马克思的政党观，政权观产生根本性的冲突。民粹主义的最极端分子是二战 中的希特勒，他煽动德国战败后的民族复仇心态，操纵平民仇富排犹情绪，将民粹主义注入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把世界引入二次大战的深渊。19世纪70年代的拉美国家政治改革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复兴，特别是庇隆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出现过极其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运动,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从历史渊源来说，庇隆的民粹主义来自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１９４６年上台的庇隆，政治上宣传民族主义、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施福利政策，加上其垄断所有媒体强力宣传营造的神秘感和平民色彩，使其获得了阿根廷中下层人民的狂热支持。出身贫寒的庇隆夫人爱娃喜欢深入民间，时时以穷人的代言人出现，被喻为“穷人的旗手”，成为下层人民心中成为亲民、爱民的图腾，为庇隆获取下层人民的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
庇隆上台后首先就是发起国有化运动，因为当时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庇隆借助平民的不满情绪剥夺国外资本.为了保护落后的国有企业,庇隆政府积极构筑贸易壁垒，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国企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使得国企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就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国企在阿根廷最后变成了一种福利事业。
为 取悦大众，庇隆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造成公共事业人员极度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庇隆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 资和福利，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２５％和２４％。这种政策的直接恶果是，任何将减少公众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政策改动都将引起人们的 强烈不满。
强烈偏好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的另一面，是对富裕阶层的打压。庇隆政府规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使阿根廷的富裕阶层和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被课以重税，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结果，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富裕阶层极端憎恨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私营企业普遍逃税和资本外流。
庇隆式民粹主义的全民参与性民主，事实上严重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因为,在强调全民参与时，必须借助蛊惑人心的宣传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此需要操纵、控制舆论，这就走向了民主和自由的反面；同时，在权威领袖面前，议会仅仅是一道摆设，领袖可以直接越过议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去取悦人民，而大众则产生一种盲从心理，把希望寄托在与人民利益“休戚与共”的人民领袖身上；另外，大众直接参与决策而非知识精英的程序化科学决策，不可能带来理性的回应，直接民主带来的必然是集体非理性。
庇隆式民粹主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破坏是长期而显而易见的，大众民主意识淡薄，普遍迷恋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这也是南美国家无法形成正常的现代民主政治，长时间陷入军人独裁的因由。
历史事实证明,民粹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南辕北辙,它不仅不能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会对建设和谐社会产生巨大的危害作用.

二、郎咸平民粹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2004年以前的朗咸平是被我真心尊崇的，他科学地研究企业个案，许多方法和结论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2004年以来，朗咸平发生了三次偏离学术研究轨道的转变，一步步地将一场严肃的理论讨论引导到情绪化的道德冲突之中,并把自己从一个学者变成了民粹主义思想的鼓吹者。 2004年的第一次转变，是在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批评他之后，这时的朗咸平没有用学术化的方法对待一场有意义的理论大讨论，而是热衷于新闻炒作，制造受打击受迫害的弱者形象，参与舆论对知名学者的道德批判运动，将一场严肃的理论争论引导到情绪化道德冲突之中。   2005年 的第二次转变，是在他受到大量公众追捧之后，这时的朗咸平不再进行科学化的理论研究，而热衷于观点炒作，四处讲演语惊四座，陶醉于听众与网民的笑声与掌声 之中，越来越远离数据、远离事实、远离理论逻辑，从而把自己放到了道德启蒙教父的地位，将一场国企改革大讨论引入公众道德义愤的刺激与放大之中。

2006年的第三次转变，是在他失实批评长虹BMO受到赵勇当面质问和社会各界对他尖锐批评之后，朗咸平在难以论证自己的极端性言论的情况下，开始建造自己非理性化的思维方法和民粹主义的理论依据。
最近，在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及改革失败的立论依据时,他回答：＂我的企业个案研究出来后，全国各地的回馈，各地国营企业来的投诉，使我发现这不是个别案例问题，而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这些案例的回馈使我得出结论：“中国改革的利益都是少数人享有，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再往下推演，郎咸平又把自己没有案例研究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也扩大进来，说这些改革都可以由此方法推论。＂这就把案例研究升华到社会层面，所以，我是从案例出发，把握住了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郎咸平看来，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对他的理性批评并不重要.“我们这个时代在呼唤一种新思维，是非对错应该由社会大众来判定，我唯一信奉的真理是：社会公平在民间，社会精英在民间。”因为，在过去，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的思维非常重要。到了网络时代，我想清楚地告诉全国的老百姓，这个时代主导思维不在少数人，而是全体大众，这就是网络的作用。”因此，“面对社会精英们的批评我不怕，我只重视网民的意见，这是社会公平所在，我非常重视这种社会新思维”。很显然，在郎咸平那里，是非的标准其实是多与少的问题，谁的声音高，声势壮，谁就代表了真理。这与三十多年前的“一句顶一万句”似乎是两个极端，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这里,郎咸平的民粹主义思想已路人皆知。
郎咸平从一个学者走向民粹主义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如果说2004年的新闻炒作还带有大量个人名利的色彩;那么2005年的煽情讲演已出现明显的民粹主义意识;而到了2006年,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四个要点上趋于完善:
第一,从逻辑方法上看, 郎咸平把学术理论研究与道德情绪判断等同起来，主张用无量化的网民议论判断社会大是大非。在郎咸平看来,企业个案研究的结论,可以由社会道德情绪升华为普遍真理.有社会大众的投诉信在手,“改革失败论”、“国进民退论”、“保姆归位论”和“金融倒退论”都可以立论。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逻辑方法.
第二,从思想理念上看,郎咸平把平民、网民与知识精英对立起来，主张排斥知识精英的民粹主义大民主。朗咸平在2005年以来的讲演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把自己放在平民代言人的位置，不惜曲解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来取悦平民.而到了2006年,他开始把精英与平民、网民割裂开来，大讲网络时代的反精英新思维,用民粹主义理论对立平民与精英,其本质是阶级斗争思想残余的今日再现.
第三,从制度建设上看,郎咸平把网络媒体创新与民主制度建设混同起来，主张极端化的网民直接民主制。在郎咸平看来,网络时代就是网民的时代。他甚至谎称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不仅以民主为基础，而且已经开始用网民至上的思维治理国家。网络时代的网民参与既不可能是全民性的,也永远是观点多元化的,网络时代的媒体创新不可能替代现代民主制度,郎咸平陶醉于部分网民的热情支持,把自己置于超越民主制度的网民权威领袖的地位,从而陷入了民粹主义政治制度主张的泥潭.
第四,从行动目标上看,郎咸平把公众不满情绪的放大的与社会不公平的解决方案割裂开来，主张推进全盘西化的全民发动.他认为: “欧美司法制度是以社会公众的标准为标准，是非对错由社会大众决定。”因此,＂ 我们不要争论效率一类小打小闹得问题，一定要把思维转到国际接轨上来，这是阶段性任务。这个阶段性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急急忙忙的说什么解决办法。因为我 们全民需要受教育，我们需要更加理解别的国家是怎么回事，别的国家已经走到民主社会主义，走到社会文化的资本主义，我们还在走原始的资本主义，这就不 对。＂在这里,郎咸平不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消极公平观又向前走了一大步,２００５年的情绪化批判改革历史与２００６年的民粹主义群众运动主张彻底合二为一了.

三、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清除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为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就是专利统治与农民起义周而复始的历史，发动平民百姓暴动时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重要途径。为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其深厚的民粹主义思想基础,以青年学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求公平、实现民主的造反行动为起点，很多民众曾经疯狂地投身于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阶级斗争之中,造成了中国十年之久的政治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产生过不同的消极悲观情绪，这种情绪一旦与外来过激思想结合，就会触动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神经，把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非理性情绪带进社会经济生活，给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民众还残留大量文化浩劫的阴影，政治昏暗论引导的社会悲观情绪与外来的政治民主新思维相结合，就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压倒改革开放成就论，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房地产、股市和各行各业的热度使外来经济学家瞠目结舌，这时候，经济过热危害论以及东南亚危机的佐证，与国内经济黑暗论结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政策性波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西方各国相继出现大公司违法、造假的重大案例，外来法律思辨同样冲入我国，与国内企业阴暗论合流，很快影响了中国四种消极悲观的社会阶层——受损失的中小股民、下岗分流的职工及就业困难的学生、贫富差距的底层和失意闲赋的文人官员，形成很强大的社会仇富心态和逆反心理。
2004年以来,郎咸平进行的大量演讲形成了“四论一观” 的完整逻辑体系，这四大论点虽然很难在主流社会立论，却代表了二十多年来的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于是，他开始抛开严肃的理论争论，试图用“消极公平观”将民众与社会精英对立起来，无视社会发展总趋势，歪曲理解中国企业现状、全盘否定中国改革历程，从而日益陷入民粹主义思维的怪圈。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呈现三大趋势，在总量上，经济高速发展，已进入“超入赶美”的时代；在结构上，产业与区域全面调整，传统产业技术升级、重化工业整合扩张、能源资源全球投资；在微观上，我国企业竞争力逐步提高，国际化接轨的速度开始加快，打造中国人的跨国公司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步骤与必然趋势。
历 史证明，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国民意识、社会心态和民族情绪。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现状，需要和谐融洽的国民意识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相适应；需 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经济的高速成长相对接；需要超日赶美的民族情绪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相配合，而民粹主义社会思潮是对这一历史潮流的逆动。
大家看看日本战后的情景，四五十年代，日本国民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到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使其国民心态和国民意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直至今天，其国民情绪还聚合在“争常”热情和大国情绪之中。我们再去看看荷兰这样的小国，飞利浦、壳牌等跨国公司始终是民族的骄傲，是在政府倾斜支持和全民积极扶助下，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
中国1979年和1993年 的两次思想解放带来了经济高速腾飞，现在应该全面提升国民意识和国民情绪，来适应中国的和平与崛起。但郎咸平的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却是在中国 煽动仇富情绪，并把矛头直指所有优质高效的大公司，直指民营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其社会危害不可忽视。中国经济的强盛需要强大的民族品牌和国际化大公 司，郎咸平如此随意地打击中国大企业，贬低中国企业家，这与时代呼唤的民族精神截然相悖。
从 这一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最大的威胁来自两极民粹主义思潮，一极是陈水扁依靠南部平民的台独民粹主义，一旦引发美国卷入的台海战争，将直接破坏我 国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极是郎咸平推波助澜的社会民粹主义，一旦把中国的消极公平情绪引入歧途，将破坏我国的和谐社会环境，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高速发 展。为此，我国国民意识、社会心态与民族情绪的转型与调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的保障。郎咸平如果是一位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就 应该尽快回到主流经济学命题上来，用理性的思维来正视经济问题和学术讨论,而不要哗众取宠地炒作个人名利,也不要无限制地放大弱势群体的消极情绪,更不要坚持错误的民粹主义的思想观。
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向平衡的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它必定伴随着低效、无效的资产向高效企业的转移，而原有的资产价值尺度必定在转移过程中有贬有升，既有必然性的“流失”，又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组增值。l 判断资产价值的方法多种多样，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用净值法一个尺度进行评价原本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l 国企重组整合过程中的人为流失属于法律范畴，需要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平等博弈机制建立以及监控力度加大等手段进行防范。